不可渡让的尊严

老大摆出惯常的四平八稳，“我是很不喜欢听人说中国人素质低的。”

       我看着他，“我说过这话吗？”

      “你曾经表露过这样的意思。”

       晕，这哪是我的意思，绝对不是，我发誓。

当然，我知道的确是有很多人说中国人素质低的，而且只要试图论证这个观点，绝对不需要钻墙打洞，随便用眼睛瞟一瞟，都能搜罗大把的证据。这不，某位博友只是坐了一趟客车，就愤愤地扔出一片雄文，而且还像描眉画眼一般，相当精细地再现了她这段行程的遭遇。行文末了，又祭出那位“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先生，“我已经出离愤怒鸟”。

呵呵，生活中的我是不太喜欢说话的，到了网络上，又不愿好好说，所以一跳出来就免不了阴阳怪气，如果有人以此认为我是个尖酸刻薄的家伙，那你一定是被这世间的尘埃迷蒙了双眼。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绝对是个好人，真的。

废话休提，言归正传。被我这位博友引述的鲁迅先生，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整日里奋笔疾书，与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面对“无物之阵”荷戟独行，真可谓杜鹃啼血孤猿哀鸣，朱颜凋尽而丹心难灭。可是，这老大中国的国民性是不是被他改造了呢？或者说，这中国人的劣根，是不是被他拔掉了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位鲁迅先生临死的时候，体重只剩下70斤，就冲这个事实，我就敢说，这位先生是自己把自己给气死的，至于被他骂的那些人，倒是一个个神龙活现地继续蹦跶，大多都得了善终。比如章士钊吧，想当年也是被他骂得狗血淋头，可后来不还是被我们的伟大领袖亲切接见了吗? 而且，那两个家伙站在一起的照片很多人都见过啊。当然啦，我们的鲁迅先生最终也被拥入庙堂，伟大领袖还赐予了三个伟大，接受万民的敬仰；如此皇恩浩荡，夫复何求？可是，突然有一天，早已君临天下的老毛猛不丁地迸出一句话来，“鲁迅如果活到现在，要么坐班房；要么识大体，不说话。”

一个很奇怪的悖论，这是为什么？

所谓暴君和刁民，从来就是专制社会的两极，整个中国历史，也不过是这两大集团之间的博弈。暴君制造刁民，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如果顺嘴说上一句刁民也催生暴君，那么说这话的人就一定是个当之无愧的混蛋。要知道，这里并不存在什么“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游戏，因为具体的鸡只会生具体的蛋，也只有具体的蛋才能孵化出具体的鸡。没有谁生来就是刁民的，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政府是我们认可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法律能够切实保护我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正义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争执能够得到公平的裁决，那么请问，又有谁乐意做一个刁民呢？

借用西蒙·波伏娃的话，刁民不是天生的。

在鲁迅先生看来，“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正是基于这个很有问题的逻辑，鲁迅先生才会针对他所理解的国民性，奋力掷出手中的投枪和匕首。然而，由于他对国人真实处境有意无意的忽视，所谓的国民之劣根才会被其抽离成一个孤立的对象，并在后来的日子里无奈地接受知识精英和政治强人的肆意挞伐或恶意毁损，进而如曲径通幽般完成对暴君所掌握的绝对权力之合法性的论证。

人民既然素质低，民主当然也就不可行了。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伟大领袖如是说。笑话，不硬怎么打人呢？

明智而温和的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写下了一句相当刻薄的活，“人们竟如此愚蠢，他们注意不受狸猫或狐狸的可能搅扰，却甘愿被狮子所吞食，并且还认为这是安全的。”处在绝对权力之下的贱民，既然不能和高高在上的狮子叫板，那么，卑微的他们，或者说我们，如果和狸猫或狐狸在角落里小打小闹都不可以的话，活着又还有什么意思呢？因此，如果认可“上智而下愚”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上行而下效”自然也就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了。

《管子》云：“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试问，如果我每天都得战战兢兢地警惕硕鼠的觊觎，却还时刻提醒自己“温良恭俭让”，那不是犯傻么？我有病啊？

       要知道，人活着可不光为了吃饭，这话好像也是伟大领袖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