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永 远 年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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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文字写给一个从未谋面，却在过去的某个瞬间如闪电般触动我灵魂的朋友。 
     对于这位朋友，除了由衷的欣赏，更多的倒是真诚的忧虑……
     未来不可预知，但我将始终保持对她的关注；虽然我很清楚，在这滚滚红尘与
     茫茫人海中，我和她之间的距离，绝非只是山遥水遥…… 

    在你年少的时候，很喜欢探寻生命的意义，可后来你发现，所谓的意义并不存在，反倒是生命渐渐老去，这让你学会了善待自己。而回首当初那个偏执倔强的少年，你也会报之以微笑。在这微笑里，没有讥嘲，更无所谓悲悯，只有随岁月沉积的淡定与豁达。

    当很多曾经影响你的人渐渐淡出你的视线，你也就不再去梳理什么故事的线索。这世界原本就是一片混沌，什么“因为……所以……”，什么“如果……那么……”，都毫无意义。死揪着所谓的因果不放，倒像是为软弱找借口，也辜负了这大好的时光。

    红与黑，都只是存在的形式。你不过是被命运之神抛掷的石子，被什么颜色涂抹，那是造化的随意，而你也不妨适意。只要感觉还在，就没必要像个自虐狂一样，斤斤于生命的苍凉与悲壮。

    生命是奇迹，也是偶然；是瞬间消逝的流星，更是漫天飞舞的落叶。在每一条不同的轨道，只有单独的一颗；在每一个不同的平面，也只有单独的一片。

    所谓沟通和理解，大多是人的一厢情愿。你曾经很喜欢对人说话，可后来你发现，解释越多，问题反倒也越多，因此，与其迷失在他人的目光中，倒不妨留下一个剪影，也好让自己去享受自由。

    你不再追求别人的认同，只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快快乐乐地奔跑，高贵的灵魂本无须铺陈，自然的流露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不再活在别人的阴影里，也不去承载任何人对你的期待；你不试图引导谁，也不去幻想拯救谁。只要没人烦你，谁都可以不想。除了命运之神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你再也没有任何顾忌。

    你只想好好的活着，而且最好是健康的活着，所以你几乎每天都做运动。烈日下，你挥汗如雨，寒风中，你气定神闲。这里并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不过是珍爱生命而已。

    你不想标榜什么情怀，你也感觉不到在内心深处，还有什么情怀的存在。你曾经很崇拜曼德拉，你也很欣赏特雷莎，但你很清楚，你成为不了他们，也不想成为他们。理由很简单，你不愿为了那情怀而受尽磨难。

    你只想自由自在地生活，细心地感受这生活的美好，只要不对他人构成伤害；至于在他人眼中如何，你才懒得去想。当你还渴望他人理解时，自由就只是一种梦想；当你终于不再顾及他人，自由就成了真实的存在。

彼拉多又出来对群众说，“好，我带他出来，让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名。”于是耶稣出来，戴着荆棘的冠冕，穿着紫色的袍子。彼拉多对他们说，“看哪，这人！”
                                                                                              ——《约翰福音》第19章第4节

我经常说起一个笑话，一个略为牵强的比较。我说164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人在推动司法改革，普及教育，建立全国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可怜的中国人只有两件事——要么被砍头，要么被剃头。

当然，我知道这种比较并不隐含多少建设性的意义，向后了解得越多，脑门上愈发地愁云惨淡，似乎所有的悲哀都是在昔已然，而非于今为烈；何况还有一些人，更是斩钉截铁地强调，“崖山之后无中华”。

呜呼！也难怪伟大领袖总能横空出世了。流亡海外的高行健先生说，千万别动心思，动辄灾难无穷。于是老百姓的生活就只剩下柴米油盐和衣食住行，好端端的清明上河图化为一张白纸，再由着伟大领袖用那种难以辨识的书法撰写他自己的传记。

前几天和一个老师交谈，她问，余华的《活着》看过吧？我说看过电影。她又说，里面那个瘸子就是个真正懂爱的人，然后我无语。

中国文学或者说戏剧提供的多半是镜像，用镜像来安抚现实，却不能如西人那般致力于价值判断，并由此展开对社会的改造，让形式合乎内容，也就是让社会组织符合人性的需求。当所谓的老百姓只能互相拥抱着取暖，却无力高举火把照亮这不确定的世界；那么，所有的爱都将沦落为各取所需却又无可奈何地聊以自慰。而如果一定要刻意地升华，就像张艺谋的另外两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和《山楂树之恋》一样，爱的如许空洞，如许苍白。所谓艺术只剩下一个形式，由此凸显地却是我们自身的虚弱和贫乏。

既然爱得如此虚假，也难怪真爱反被质疑了。于是乎假作真时真亦假，怀疑主义开始放肆横行，一切的美、真诚，还有崇高，都轰轰烈烈地樯橹灰飞烟灭。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

韩寒成名的时候，我是不以为然的；韩寒风光的时候，我也是略微不屑的。但是，他被攻击了，我就没法不跳出来放几句话。坦率地说，过去这十几年，我没有读过他写的任何一本书，连《独唱团》都没买过。但盛名之下，我偶尔也会点击他的博客，一目十行的浏览——只是浏览他那些俏皮好玩的文字。联系他的成长经历，在我眼中，韩寒始终是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小男孩，总要率先说出真话。他确实有很多毛病，更有些年少轻狂的自得。他的一些话可能经不起推敲，某些观点也值得商榷。但是，他始终是真诚的，更是勇敢的。卡莱尔说，真诚是英雄首要的特质，而勇敢则是恒久的责任。这两点，韩寒，都做到了。

然而他竟然谦逊地说，世无英雄，以至竖子成名。

随着攻击他的人越来越多，我发现自己也越来越喜欢这个年轻人。我很清楚，对他的喜欢，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怜惜。因为我知道，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固执地按照自己的天性成长，会有多么艰难。要说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点都不为过；更何况山林之中，还有大大小小的野兽，它们昼伏夜出，尽干些见不得光的事。

我一直以为，只有敢于真诚地面对自己的人，才能心中有爱。爱人如己的前提是推己及人，所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这话说说容易，知道的人也很多，但真正能做到的却很少。

当很多年过去之后，我偶尔也会想起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我知道自己毫无保留地对他们付出了我的感情；所以，当我决定离开他们的时候，竟是无所顾忌地毅然决然。也许，唯有爱得纯粹，才能走得决绝吧。我不需要虚伪地互相拥抱，而只愿这仅有一次的生命熊熊燃烧。我永远都不会像方舟子那样，嘶声力竭地哀求别人和自己握手，让自己的图腾印在对方的掌心。高贵的灵魂不需要众人的跟随，因为偶像的黄昏终将来临，唯一不灭的是心中的光。

废墟之上，也不需要曼陀罗花。

年近不惑，似乎也看清了人这个东西。其实所谓高贵，多半都是天生，高贵的灵魂绝不因世界的沉沦而毁灭，而革命却无力提升人的品质。巴黎公社的参与者并不知道雨果其实是反对革命的，《九三年》中的朗格纳克侯爵，让革命的郭文领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而《悲惨世界》中的卞福汝主教，虽然放走了冉阿让，但那个逃亡的苦役犯依然需要通过自身的蜕变才能获得解放。布克哈特说，“生命运动不只是通过大的、截然相反的运动来发生，它也通过蜕变来突破，生命本身则始终可见。”

但是，心中无光的人是看不到这些的，黑色的眼睛也不会用来寻找光明。

痛定思痛，我们还是我们；蓦然回首，他们也依然是他们。

所以，感谢约翰·班扬，感谢这个虔诚的清教徒，让我在十八岁那年读到《天路历程》这部书；感谢他，让我心中有光。

有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在薄熙来倒掉之后频发感慨，说什么好不容易有人跳出来向中共的一元体制叫板，正干得热火朝天风生水起的时候，居然就被打倒了，于是乎中共复归铁板一块，纯洁的不得了，也让一些人难过的不得了。他们说，刚被撑大的政治空间又萎缩了，萌芽中的政治多元化被扼杀了，未来中国的多党制如何孕育呢？竞争不再，制约与平衡的艺术又如何实现呢？等等，诸如此类的废话。

当然，作为一个铁杆的自由主义者，我也认同各政治派别之间理应建立起相互制衡的共识，谁都不能老子天下第一不让别人说话；正如某位伟人强调过的，我反对你的胡言乱语，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胡说八道的权利。但是，就像任何比赛都有规矩一样，坏了规矩的选手必须被红牌罚出，因为没有规矩大家就玩不下去，谁又乐意一不留神被人家使绊子捅刀子下套子呢？更何况政治本不是一场游戏，不是可以他好我也好的皆大欢喜。

于是乎又有人发话了，薄熙来也只是在重庆干了点坏事，中国这么大，聪明人这么多，如果未来让薄熙来掌了权，相信他也会投鼠忌器浪子回头；因为叫人做一件坏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看人不能光盯着阴暗面嘛。再说了，薄熙来也就是在重庆搞搞文化小革命，真要让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重启，区区一个薄熙来，恐怕也没那么大能量吧？

然而说这话的人，不知道他的脑子是不是真的被驴踢了。用什么手段去掌握政权，必然要用什么手段来维持，这几乎是政治生活的铁律，凭什么薄熙来就是例外？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指使他的党卫军到处打打杀杀，让反对者销声匿迹，而当时的德国人总是想当然地安慰自己，等他胜选了，建立了秩序，就不会那样做了吧。可结果呢？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台湾学者唐文标先生说过，“我们向前生活，但向后了解”。殷鉴其实不远，但有些人偏就是不为所动？

这其实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犯贱，一个赵本山看久了，已经麻木到面无表情，但是更恶心的小沈阳来了，于是乎大家伙就乐了，终于可以吐了。

难道真的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里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当然，一个国家总还是需要秩序的；歌德也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于是乎当有人声称自己可以建立秩序的时候，也难怪应者云集了。然而到底是秩序重要，还是自由重要？煌煌一部《论语》，我从头读到尾，看到的不过是“秩序”二字，可秩序终究是靠人来建立的，而人的任何行为也都是在一定规则下展开的；建立秩序的人是不是可以不要规则？而规则是不是应该适用于所有人？

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谁能保证自己可以置身事外？

把辩护律师收了监是悲剧，而把打黑英雄也收了监则是喜剧，当然更多人参与的还是哑剧或闹剧。今天可以全票通过对一个人的委任，明天就可以全票通过对他的罢免；人还是那些人，程序也还是那些程序。高堂之上始终端坐着主子，底下永远跪着乌鸦鸦一群牲畜。今天可以对着这个主子磕头，明天也可以换个主子继续叩首。裤兜里永远揣着定心丸，换个主子就吃一粒，该屈膝还是屈膝，该举手还是举手；今天就用别人献祭吧，哪天轮到自己也认了。

政治不是一场游戏，可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政治真就是一场游戏，而且是斗兽场中的游戏。

薄熙来已经倒掉了，让我们尽快地忘却他吧。我们向后了解，但向前眺望，自由民主的浪潮终会席卷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希望这次政变的胜利者能够勇敢地扛起黑暗的闸门，放大家到光明的地方去；而如果当政者不愿掀开政治革新的帷幕，那么像薄熙来这样的人就还会冒出来。万能的神总能很轻易地找到一个先知去践行他的意志，即使这个人很想把自己隐藏在深山幽谷之中，只愿渔樵耕读。

从一些左派中人的言论里，我隐约搞清楚了薄熙来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中国贪官太多，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大发横财，而薄熙来为民请命，与他们势同水火；在商务部任上时，又横眉冷对美帝，让洋鬼子们损失惨重。于是乎受损之人内外联手，合力对其打了一通降龙十八掌。而薄熙来正气凛然，素来以名节立世，又不屑于操练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神功，于是乎就这么倒掉了。我走在大街上，还听到一些人嘴里念念有词，说什么“熙来虽薄厚天下，天下虽厚薄熙来”。

这情景，可又让我没法窃喜了。虽然明知自己为薄熙来的倒掉而雀跃，有点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意思，不像个有教养的人，但我经常也被一些流氓无产者整到斯文扫地的，所以道貌岸然就免了。

其实像薄熙来这样的人，历史上数不胜数。远的不说，比较近的诸如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等等，一开始都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为民做主，亟待龙椅坐稳，立马如川剧中的变脸一般，嗷嗷叫唤着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像这样翻脸不认人的把戏，历史上屡见不鲜。套用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的话，历史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所以，我说我窃喜，却也不过是避重就轻的聊以自慰。因为只要还有很多人随时准备着打千甚至下跪，一个薄熙来倒下去，还会有另一个薄熙来竖起来的。

这其实是一种深层的悲哀，翘首盼望着红太阳横空出世光照大地，却不能从心里燃起火把。就像一个弱不禁风的废物，总要哀求着别人对自己负责，睡着了却又春梦连绵，且花样翻新高潮不断，避实就虚地乞讨着做人的尊严。一个薄熙来倒掉了，竟至如丧考妣。

百多年前，孙中山请严复先生助其革命，严复却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回首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不得不佩服严复的洞若观火明察秋毫。而后严复还说，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然而教育又是失败的。看看前段时间因方舟子与韩寒引发的争论，中国的教育岂止是失败，简直就是溃败得一塌糊涂。靠着质问一些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所谓道德修为，以安慰自己那嗜血的欲望，却置更深重的问题于不顾；又兼之大批跟班随行，齐鼓与呼！

卢梭就经常对别人说，难道你比我高尚么？作为浪漫主义的开山祖师，卢梭喜欢求诸自然，因为只有抛开文明的自然人才可以体现这个日内瓦公民渴望的平等。然而四脚爬行的牲畜毕竟不是人，所以卢梭到人群中走了一遭之后，就在众人的呵斥声中疯狂地逃窜了，然后继续他孤独地漫步。

严复先生是最早译介卢梭的中国学人，然而最早批判卢梭的还是严复。品质低劣的人往往钟情平等，那样谁也不嫉妒谁，谁也别嫌弃谁，反正都是冲着一个抽象的“公意”或具体的主子叩首，看谁谁都一样，于是乎天下大定。

然而高贵的灵魂渴望自由，而唯有自由才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人类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持续改善都有赖于此。电影《勇敢的心》中的威廉·华莱士，被侩子手开膛破肚的时候，依然高呼“自由”；但是品质低劣的人是不懂这些的，他们也不想懂。

因此，薄熙来的倒掉虽然不用唏嘘，值得唏嘘的倒是那些崇拜薄熙来的人。我们固然需要勇敢的挑战者，然而更需要的却是自由的捍卫者。我们需要他心中有光，更需要我们从自己的心里生出光来。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战士，什么又是窃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充实自己的内心。记得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好像是说一间空房子，用什么才能装满它，结果那个孩子只用了一支蜡烛，在点燃它的那一刻，整间屋子都亮堂起来了。

听说，坐镇重庆的薄熙来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也无缘亲见。按照中共由来已久的传统，被打倒的人，是不会在群众眼前再露面的。当然，感谢国家，我总算在电视上见过该倒还未倒的薄熙来，一张帅气得足以让加菲猫们思春的脸，游荡在红衫与红旗的海洋上，像极了过去时刻准备着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吴伯雄造访重庆时，就曾当面夸赞薄熙来，可与马英九媲美。但薄熙来之帅，显然甚于马英九之俊，说到底，小马哥略微逊色了些，我以为。

必须承认，在开足马力准备十八大入常的督抚大员中，名头最响的就是薄熙来。二十年前，他们家老爷子就说过，文革中被批斗，薄熙来为了表现自己很革命最革命，竟然踢断他三条肋骨。拿孟夫子的直尺一量，就该知道这家伙与禽兽无异。然而山寨之中，禽兽众多。一个薄熙来，倒也不十分令人瞩目。光阴荏苒，事易时移，也不知从何时起，薄熙来居然脱去兽皮，得了人形。进而又登堂入室，雄霸一方；唱红打黑，摧枯拉朽。但见文强殒命，李庄束手；百姓道路以目，三缄其口。想我昔日陪都，竟成马教山头。

两年前，我老人家就曾预言，薄熙来会像陈希同、陈良宇一样，倒掉不过是一忽而已，但依然撑了这么久，老夫心里到底还是不舒服。过去我读书，只能想象红色革命的汹涌，而薄熙来居然再现了这一幕！虽然不过是小打小闹，但窥斑见豹，已足以让人心颤了。所以，我是非常希望他倒掉的，真的。

现在，他终于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自当欢呼雀跃才好。然而到底还是有一些田夫野老、蚕妇村氓，脑子里装着不少贵恙，总要跳出来愤愤地为他抱不平，一口一个“薄书记”，叫得比老爹还亲。这不，就有某上海阿拉冲我说，“侬晓得薄书记在重庆人心里的份量么？”瞧他那一脸的不屑，啊哟，好像老夫真如三岁孩童不晓事一样。

中央其实也很尴尬，高举红旗吧嫌累，扔掉又怕人戳背；那就啥也不说，暗度陈仓便是。可薄熙来偏偏要把红旗高高举起，还挥来挥去地大肆吆喝，又怂恿着衙内窜到北大胡说八道。听说驻外的大使都声明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而小瓜瓜竟然相信共产主义？孩子，你可是在英国贵族学校念的书啊！不过听他老爹说，瓜瓜在哈罗公学，拿的可是全额奖学金；但据我所知，像哈罗公学、伊顿公学这样的贵族学校，是不怎么提供奖学金的吧？莫非在薄熙来眼里，好像全中国都是乡下人，都没出过国一样？

当领导的，务必高瞻远瞩，顺应世界潮流，时刻不忘逆之者亡的古训。只可惜“刘项原来不读书”，薄熙来如此这般不顾民意，大开历史的倒车，逼着中央表态，违心称赞他的唱红打黑，大约是想当领袖吧？——那简直是一定的。这能不让人憋气吗？不收拾他，收拾谁呢？

当初，中央把他踹到重庆，薄熙来就该反思一二，老实呆着，可现在终于不知所终了。也许有一天，他又会在电视上亮相吧，然而，那一定是他躺在鲜花翠柏丛中了。“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只可惜，他再也笑不起来了。悄悄地说，他就没想过会有这一天？应该想过吧，要不，他为何不让瓜瓜回国呢？

活该。

……………………………………………………
附两年前旧文一段——

薄少为了跟习副叫板，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掀起一场小文革，结果如何，尚难确定。胡总为了自己睡得踏实，倒也随他捣腾，因为接班人成天就在眼前晃悠，不叫他寝食难安的话，自己就得坐立不安。习副暂居君侧，离核心尚有几年光景，不到龙椅坐稳，是不敢拿薄少开刀的，因此也只好背地骂娘，暗中养精蓄税，等到“媳妇”熬成婆，再像江总收拾希同、胡总拿下良宇一般来对付薄少。薄少既然不甘下位，主动出击，还带着衙内一块冲锋陷阵，看来也是势在必得，不成功则成仁。想当初，小马能踹开阿扁，多亏了那张英俊帅气的脸蛋，于是乎才惹得岛内众多女性选民投票给他，据说，吴老拜访薄少时，就曾当面夸赞薄少之美神似小马，听了这话，再反观习副，倒恰似麦凯恩之于奥巴马，尚未开打，败局已定。如此这般地琢磨一番，似乎薄少也并非毫无胜算，只是在大洋彼岸和对面那个弹丸小岛，都标榜“人民最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便知，干得不好自当滚你丫的，因此奥巴马和小马哥现在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咱们这虽说放眼尽是屁民，却总还找得到几个认字也爱想事的人，所以薄少纵有潘安之貌，擦不净屁股也还是不行的，所以，所以，在李庄这个问题上，薄少还是太嫩了点，太冒进了一些，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意思，大张旗鼓地执法却以明目张胆地违法交差，既然坏了纸上的规矩，就难免日后被人揪着不放。如此一来，习副倒可窃喜，说胡总都说不折腾，这小子净瞎折腾，又发红色短信又唱红色歌曲的，完了还是给自己抹黑，几个土匪，干卿鸟事，惹来这许聒噪，真是竖子不足与争，孤可高枕而卧也，哈哈……。

“你的事业将是艰苦的，我在你身上看到有一种触犯大众的东西，你将永远遭到嫉妒和诽谤。不管上天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你的同伴们将永远用憎恨的眼光来看你。”（比拉尔神父）
                                                                                                       ——司汤达《红与黑》

 因为一个叫麦田的家伙闲得蛋痛，又加之患有“窥阴癖”的方舟子向来嗅觉灵敏，于是乎终于惹得韩寒方寸大乱，情急之下竟然要抛出《三重门》的手稿，并于本年愚人节正式发售，且售价低廉，仅需人民币十块。闹剧演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林语堂先生曾说过的话，有人说你屁股上有块疤，你是否立马就脱裤子给人看，以示没有？然而，如此这般的高姿态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条件摆得出来，因为得天独厚的林语堂可以离乡去国，到了北美，也有赛珍珠帮衬着，可其他人就没这样幸运，基于此，张爱玲式的“跑不了”就随处演绎着令人心酸的故事。柏杨先生说过，中国社会就是个酱缸，甭管有多少精英或混球跑了出去，或风光或悲愤地活着，我们大多数人都还得在这个酱缸里吭哧吭哧地捣腾，活了大半辈子才发现，原来多半时间和精力都用来为自己创造条件保护自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做少许事情——用韩寒的话说，就是——让别人看到他羽翼的光芒。当然，无论如何韩寒都是幸运的，但韩寒的幸运又恰恰凸显出这个时代的悲哀和民族的无奈，因此韩寒才不得不与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国家共同背负民族的原罪，艰难地振翅低飞。在这里，一切的从容和优雅都是动人的奢望，由爱生恨，爱恨交织，伤害的总归是自己。因此，中国社会总也摆脱不了追求集体救赎的宿命，而《一个人的圣经》也就只能让高行健们揣在裤兜里满世界逛荡。

 当所谓的“文人相轻”轮番上演，本应传承文明的语言变成人身攻击的利器，开怀大笑的自然是那群游弋在中南海上的领袖们。横空出世撞响冬雷的“韩三篇”，竟然没有被那群老爷们毙掉，反倒任其重新激起有关革命的讨论，不得不归功于韩寒洞穿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又曲线反证了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此一令人苦笑的论调。就像鲁迅不能阻止身后被老毛利用一样，日渐成熟的韩寒也不得不安于尴尬地活着，而今承受的一切，其动因早已了然于胸，只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忍低眉垂首而已。价值的重估绝非小儿女间的肆意调笑，康南海在上京之前，不过是周围人眼中的疯子，而谭浏阳像耶稣一样把自己交给侩子手，至今也没多少人从他身上看到神性的光辉。金刚怒目奋力一搏并不必然导致凤凰涅盘，其结果可能要比飞蛾扑火更为惨烈。堂吉诃德的勇毅在这里只能等同于愚夫的莽撞，而玛蒂尔德的担当更被解读为蠢妇的虚荣。看客如此之多，又尝过人血馒头的味道，以致清淡的饮食根本疏导不了他们原始的激情。一个从不与神对话的民族，似乎也只有实实在在的五行山和紧箍咒才能镇住他们。因此，在上帝为这群低劣的牲畜揭示未来的图景之前，一些先知先觉者所能做的，也许唯有等待和希望。法里亚神父拒绝向年轻的唐泰斯讲授哲学，是因为哲学容易曲解这世间的万物，诱导人们关注显而易见的所谓本质而放弃存在，从而拒绝审视自己的内心。偷吃了智慧之果的亚当夏娃必须离开伊甸园，因为真理只属于上帝，而我们所要做也必须做到的，不过是守约而已。

 马克思嘲笑其他哲学家只会解释世界，可他自己同样热衷于给世界强加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要依照这蹩脚的说辞来改造世界。在那个宽容日渐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的年代，作为一个改宗的犹太人，马克思得以搭建自己的舞台，并毫无阻碍地传播他的思想。然而，任何针对社会的改造必然最终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逃避对于自我的审视，背离摩西与上帝的约定，打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仅仅构建一个貌似翻新的组织形式，就必然强制中央权力承担起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体制一旦建成，又没有其他力量与之抗衡，卑微的个体就只能匍匐在貌似强大的利维坦脚下战战兢兢，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嘲弄与其同样羸弱的躯体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游戏。在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西方社会历经五六百年的时间，开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每一步跨越，无不致力于改造思想，让每一个人都能通过自身的理性与神对话，从而明确并践行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权利和义务。当人们得以摆脱对偶像、权威的依赖时，黑暗的中世纪就结束了；而当人们看清自己并承担起相应的道德义务的时候，现代政治文明就巩固了。两相比较，中国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样看来，分期的方法论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当然，如果也还有当务之急的话，很简单，那就是唤醒每一个人的灵魂，让他们挣脱唯物主义的羁绊，实现由物向人的回归。诚如台湾马英九先生所言，要点亮每个人心中的蜡烛；心中有光，我们就不会生活在黑暗之中了。而当人们看清并要求彰显自我的时候，公共空间就会建立起来，一旦有了共同的行动，政治生活就会重新接纳每一个自我；如此，革命、民主、自由，不过水到渠成罢了。

生命运动不只是通过截然相反的、大的对立才发生，它也通过蜕变来突破，生命本身则始终可见。
                                                         ——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

 沈阳老师批评我说，道德是没用的，对政治家尤其没用，在推动这个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上帝的律法。当然，对于沈阳老师——这位比我年轻得多的政法学者，我一直都抱有极其真诚的尊重，每次和他聊天，我都会恭恭敬敬地称他为沈老师，而且从他那里，我也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师友间的情谊并不能也没必要导向双方在表述上追求一致，虽然在理论水平上，沈阳老师高出我可不是一个档次，但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乐意坚持自己的习惯。其实沈阳老师提出的问题，我并非没有感觉到，只是双方的所指在我看来大体是一回事。另外，就现实状况而论，我觉得援用“道德”这个中文概念会比较合适，也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在这个绝大多数人都尚未归正的国家，一味地强调上帝的律法，能否起到积极的作用，我对此存疑。再则，虽然“上面”也有个别肉食者高唱民主自由的赞歌，但没人能够否认，围绕在他身边的不过是一群像希思克利夫一样，在奔向地狱的征程中永不回头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总觉得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想当年，诺克斯带着他的加尔文教义来到苏格兰，对玛丽女王宣讲上帝的律法，并且郑重其事地对她说，自己也是一个和女王一样对国家负有责任的人，可结果呢，女王鄙夷不屑地提醒他，“在这个国家，你以为自己是谁？”（凯利《自由的崛起》）因此，苏格兰最终接受改革宗，不得不把这个信奉天主教的女王赶走，而后来也拜托伊丽莎白·都铎的私心，干脆将玛丽·斯图亚特杀了完事，从根本上斩断吉斯家族伸向英国的黑手，从此一了百了。——斗争就是这样残酷。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到处都竖立着绞刑架和火刑柱，却没有人自焚。和英格兰比起来，苏格兰人很穷，可他们不会下跪。

当然，希思克利夫并非暴死，因为林敦的宽容或者软弱，这个被老欧肖从外面捡回来的吉卜赛人的弃儿，总算是得了善终。当他推开窗子发出最后一声长啸之后，在恶魔身边长大且从未受过教育的哈里顿终于可以开始全新的生活。但是，自由是一种心境，爱也是需要学习的，哈里顿能否做一个自尊自律的人，并且承担起两个庄园的责任，绝不是《呼啸山庄》的作者所能把握的。另外，小凯瑟琳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将她和这个表弟的爱情进行到底？而一旦失去小凯瑟琳的爱情，哈里顿是否又会变得像他父亲一样？这都很难说。因此，张爱玲将《呼啸山庄》改编成剧本《魂归离恨天》的时候，就以其惯常的刻薄，将那条光明的尾巴“剁”掉了。未来怎么样，只能取决于哈里顿是否拥有被拣选的资格，而这也就意味着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来面对未来所有的不确定。因此——让我们相信上帝，努力做个好人吧，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弥娜的背叛没有将他打垮，洛莎的荒淫也不会诱使其陷入永久的麻木。我们必须认识到，“倘使活着不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误，克服我们的偏见，扩大我们的思想和心胸，那么活着又有什么用？”（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指望着别人来帮自己设计人生吗？那不过是一个奴隶的念想罢了，而奴隶是没有资格跟主人讨价还价的。

长远地看，唯物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戕害无比惨痛，其深远的影响，绝非未来一两代人所能肃清。作为西方文明中最卑贱的成分，却得以在二十世纪席卷整个神州大地，这其实是人性劣质在适当条件下的一次总爆发，而实际宣告的却是所谓中华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衰亡，就象过去的苏美尔、古埃及、亚述和波斯一样，它们的“领地”最终要被新的外来文明所覆盖。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不过是表面的波纹，潜藏涌动的暗流依然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客观地说，我反对将马克思妖魔化，无论他的理论多么偏颇，他的信徒又表现得多么极端，在整个西方文明的框架内，所谓马克思主义依然从属于这个文明本身的自我校正机制，只是在中国这个人们极度缺乏精神追求的东方古国，竟然没有任何力量能与之抗衡，这才成就了唯物主义的暂时胜利。别尔嘉耶夫以一个哲学家的冷静，不无悲哀地说道，“世界转向浅层时，可能需要经过唯物主义，精神的运动则被挤到一旁。”（《自我认识》）至今为止，中国人的行为依然环绕着血缘和利益而展开，却没有任何精神力量引领国人的心性，以至整个中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庄园，而极具中国特色的“求神拜佛”也不过体现出肤浅的工具理性。人，居然可以将神玩弄于股掌，似乎也能以此佐证中国人的伟大。但伟大如果能够如此定义的话，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也可以是伟大的，因为他仅仅靠着煽动人心的贪婪，就开创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布克哈特说，“伟大始于何处？始于对一项事业的献身，无论他是什么，始于个人空虚的彻底消除”；“伟大乃是，某种精神和某种意志的结合”（《历史讲稿》），毫无疑问，这才是真正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