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永 远 年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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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文字写给一个从未谋面，却在过去的某个瞬间如闪电般触动我灵魂的朋友。 
     对于这位朋友，除了由衷的欣赏，更多的倒是真诚的忧虑……
     未来不可预知，但我将始终保持对她的关注；虽然我很清楚，在这滚滚红尘与
     茫茫人海中，我和她之间的距离，绝非只是山遥水遥…… 

    在你年少的时候，很喜欢探寻生命的意义，可后来你发现，所谓的意义并不存在，反倒是生命渐渐老去，这让你学会了善待自己。而回首当初那个偏执倔强的少年，你也会报之以微笑。在这微笑里，没有讥嘲，更无所谓悲悯，只有随岁月沉积的淡定与豁达。

    当很多曾经影响你的人渐渐淡出你的视线，你也就不再去梳理什么故事的线索。这世界原本就是一片混沌，什么“因为……所以……”，什么“如果……那么……”，都毫无意义。死揪着所谓的因果不放，倒像是为软弱找借口，也辜负了这大好的时光。

    红与黑，都只是存在的形式。你不过是被命运之神抛掷的石子，被什么颜色涂抹，那是造化的随意，而你也不妨适意。只要感觉还在，就没必要像个自虐狂一样，斤斤于生命的苍凉与悲壮。

    生命是奇迹，也是偶然；是瞬间消逝的流星，更是漫天飞舞的落叶。在每一条不同的轨道，只有单独的一颗；在每一个不同的平面，也只有单独的一片。

    所谓沟通和理解，大多是人的一厢情愿。你曾经很喜欢对人说话，可后来你发现，解释越多，问题反倒也越多，因此，与其迷失在他人的目光中，倒不妨留下一个剪影，也好让自己去享受自由。

    你不再追求别人的认同，只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快快乐乐地奔跑，高贵的灵魂本无须铺陈，自然的流露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不再活在别人的阴影里，也不去承载任何人对你的期待；你不试图引导谁，也不去幻想拯救谁。只要没人烦你，谁都可以不想。除了命运之神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你再也没有任何顾忌。

    你只想好好的活着，而且最好是健康的活着，所以你几乎每天都做运动。烈日下，你挥汗如雨，寒风中，你气定神闲。这里并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不过是珍爱生命而已。

    你不想标榜什么情怀，你也感觉不到在内心深处，还有什么情怀的存在。你曾经很崇拜曼德拉，你也很欣赏特雷莎，但你很清楚，你成为不了他们，也不想成为他们。理由很简单，你不愿为了那情怀而受尽磨难。

    你只想自由自在地生活，细心地感受这生活的美好，只要不对他人构成伤害；至于在他人眼中如何，你才懒得去想。当你还渴望他人理解时，自由就只是一种梦想；当你终于不再顾及他人，自由就成了真实的存在。

“你的事业将是艰苦的，我在你身上看到有一种触犯大众的东西，你将永远遭到嫉妒和诽谤。不管上天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你的同伴们将永远用憎恨的眼光来看你。”（比拉尔神父）
                                                                                                       ——司汤达《红与黑》

 因为一个叫麦田的家伙闲得蛋痛，又加之患有“窥阴癖”的方舟子向来嗅觉灵敏，于是乎终于惹得韩寒方寸大乱，情急之下竟然要抛出《三重门》的手稿，并于本年愚人节正式发售，且售价低廉，仅需人民币十块。闹剧演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林语堂先生曾说过的话，有人说你屁股上有块疤，你是否立马就脱裤子给人看，以示没有？然而，如此这般的高姿态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条件摆得出来，因为得天独厚的林语堂可以离乡去国，到了北美，也有赛珍珠帮衬着，可其他人就没这样幸运，基于此，张爱玲式的“跑不了”就随处演绎着令人心酸的故事。柏杨先生说过，中国社会就是个酱缸，甭管有多少精英或混球跑了出去，或风光或悲愤地活着，我们大多数人都还得在这个酱缸里吭哧吭哧地捣腾，活了大半辈子才发现，原来多半时间和精力都用来为自己创造条件保护自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做少许事情——用韩寒的话说，就是——让别人看到他羽翼的光芒。当然，无论如何韩寒都是幸运的，但韩寒的幸运又恰恰凸显出这个时代的悲哀和民族的无奈，因此韩寒才不得不与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国家共同背负民族的原罪，艰难地振翅低飞。在这里，一切的从容和优雅都是动人的奢望，由爱生恨，爱恨交织，伤害的总归是自己。因此，中国社会总也摆脱不了追求集体救赎的宿命，而《一个人的圣经》也就只能让高行健们揣在裤兜里满世界逛荡。

 当所谓的“文人相轻”轮番上演，本应传承文明的语言变成人身攻击的利器，开怀大笑的自然是那群游弋在中南海上的领袖们。横空出世撞响冬雷的“韩三篇”，竟然没有被那群老爷们毙掉，反倒任其重新激起有关革命的讨论，不得不归功于韩寒洞穿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又曲线反证了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此一令人苦笑的论调。就像鲁迅不能阻止身后被老毛利用一样，日渐成熟的韩寒也不得不安于尴尬地活着，而今承受的一切，其动因早已了然于胸，只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忍低眉垂首而已。价值的重估绝非小儿女间的肆意调笑，康南海在上京之前，不过是周围人眼中的疯子，而谭浏阳像耶稣一样把自己交给侩子手，至今也没多少人从他身上看到神性的光辉。金刚怒目奋力一搏并不必然导致凤凰涅盘，其结果可能要比飞蛾扑火更为惨烈。堂吉诃德的勇毅在这里只能等同于愚夫的莽撞，而玛蒂尔德的担当更被解读为蠢妇的虚荣。一个从不与神对话的民族，似乎也只有实实在在的五行山和紧箍咒才能镇住他们。看客如此之多，又尝过人血馒头的味道，以致清淡的饮食根本疏导不了他们原始的激情。因此，在上帝为这群低劣的牲畜揭示未来的图景之前，一些先知先觉者所能做的，也许唯有等待和希望。法里亚神父拒绝向年轻的唐泰斯讲授哲学，是因为哲学容易曲解这世间的万物，诱导人们关注显而易见的所谓本质而放弃存在，从而拒绝审视自己的内心。偷吃了智慧之果的亚当夏娃必须离开伊甸园，因为真理只属于上帝，而我们所要做也必须做到的，不过是守约而已。

 马克思嘲笑其他哲学家只会解释世界，可他自己同样热衷于给世界强加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要依照这蹩脚的说辞来改造世界。在那个宽容日渐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的年代，作为一个改宗的犹太人，马克思得以搭建自己的舞台，并毫无阻碍地传播他的思想。然而，任何针对社会的改造必然最终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逃避对于自我的审视，背离摩西与上帝的约定，打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仅仅构建一个貌似翻新的组织形式，就必然强制中央权力承担起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体制一旦建成，又没有其他力量与之抗衡，卑微的个体就只能匍匐在貌似强大的利维坦脚下战战兢兢，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嘲弄与其同样羸弱的躯体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游戏。在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西方社会历经五六百年的时间，开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每一步跨越，无不致力于改造思想，让每一个人都能通过自身的理性与神对话，从而明确并践行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权利和义务。当人们得以摆脱对偶像、权威的依赖时，黑暗的中世纪就结束了；而当人们看清自己的时候，现代政治文明就巩固了。两相比较，中国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样看来，分期的方法论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当然，如果也还有当务之急的话，很简单，那就是唤醒每一个人的灵魂，让他们挣脱唯物主义的羁绊，实现由物向人的回归。诚如台湾马英九先生所言，要点亮每个人心中的蜡烛；心中有光，我们就不会生活在黑暗之中了。而当人们看清并要求彰显自我的时候，公共空间就会建立起来，一旦有了共同的行动，政治生活就会重新接纳每一个自我；如此，革命、民主、自由，不过水到渠成罢了。

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我今天看到两条新闻，一条事关新疆，一条事关西藏。前一条是在围脖上看到的，却是一个月前的旧闻；另一条是真的新闻，但不是狗咬人，因为狗咬人不是新闻，当然也不是人咬狗，而是人赶神。不过说“赶”可能不太确切，因为神要么住在天上，要么钻进人心里，而无论在哪里，人都赶不着他们，也赶不上；但俺这没文化的人着实想不出更合适的词儿，来定义某些蠢货的行为，所以暂且这样用着先，把事儿挑明了再说。

 

先说后一条新闻，据报道，西藏正广泛开展“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活动。为贯彻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相关要求，寺庙将做到“九有”，这其中就包括了国旗和“毛邓江胡”领袖像。当然，我首先必须老实承认，这个陈全国的大名实在是如雷贯耳，一个人就是全国了。也不知他是真把自己当成了全国还是把全国代表了，竟然要以“全国”之名将“毛邓江胡”的光辉形象送到寺庙里去，可这样一来，寺庙将如何安顿这四位“新神”呢？按理，寺庙原本只是供奉神佛之地，如今却把这凡人的画像也请进寺庙，还得高高挂起，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也脱胎换骨成了神仙？但据我所知，这几个人都是信马教的啊，且不管是他们真信还是假信，以我不多的学识，马教徒应该都是无神论者吧？既然不相信这世间有神，干嘛又得把自己当神呢？当然，毛邓已死，或许姜太公大发慈悲给他们封了神亦未可知；但江胡犹在啊，没死的人，怎么也成了神呢？再说了，死了的，活着的，还有不死不活的，都挤一块，岂不是要人神大战了？列位看官，你们说呢？

 

再说前一条旧闻，据呼伦贝尔日报网去年12月15日的报道，新疆伊宁正开展“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的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该地区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少年着阿拉伯服饰、留大胡子蒙面纱等“非正常”现象“全部”消失。活动期间，政府将召集“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现身说法，组织开展对固守上述习俗的居民的摸排、登记工作，针对较顽固的人员制定帮教整改计划，并“依法” 将死硬分子移交公安司法机关处理，云云。呜呼！当我看到这条旧闻的时候，脑子里竟然想到某友告诫我的话，“认真你就输了”。那确实，我已经没法认真了，所以，我不惮以最恶毒的心思来揣摩制定这条政策的人。当然，伊宁我是没去过的，但我就想啊，那块宝地是不是美女忒多比成都这个美女窝还多啊？可美女们都蒙着面纱，让一些色狼急得蛋痛，于是乎就有了这条政策？那大胡子怎么解释呢？要说胡子可是雄性的性征啊，没胡子的那是太监，因此不让人留胡子的家伙铁定是太监无疑。可太监也会急得蛋痛吗？这个我还真没调查过，就不好瞎说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从古至今，无法无天的并不是和尚，因为和尚有信仰，有信仰的人，是不会奴役别人的，当然，有了信仰，也就不会被奴役了。大年初三，是以记。

大渡河，深溪沟大桥上。

要斗争就会有挫折，痛苦的挫折会使人受到全面的摧残，然而斗争不会止息，含着眼泪和悔恨，向着不可动摇的目标又重新战斗。
                                                                                       ——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和英雄崇拜》 

        憋了很久，终于决定写点什么，当然，关心我的朋友们自然清楚，这个博客从来就没有关闭过，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停止了更新。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这两年里，我无数次地拿起笔，试图写点什么，却总是刚开头就煞了尾。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太多太多的悲伤、愤怒，撞击着我的胸口，提升了我的血压。我病了，确切的说，我经历了长时间的精神崩溃。所以，我首先要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我的生活中的朋友们，感谢他们的温情、大度和及时的援手。如果未来某一天，我也能拨云见日，继续不知羞耻地活蹦乱跳胡说八道，那一定是因为他们的理解、支持和海量的包容。但是，那些并不在我的生活中，却又要猛不丁地跳出来冲我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男人或女人们，我想正告他（她）们，“你们已经永远失去了我，请不要再骚扰我了”，我已经无力说再见了。 

        有一个事实，就是在我现在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二十岁之前认识的人。在这里，我很不情愿又斩钉截铁地说出这句话，对此，喜欢做精神分析的家伙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而我所能揭示的就是，这其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诉诸浪漫主义的飘然而去，而是完全现实主义的落荒而逃。我一直很固执地认为，人首先是一个精神存在，而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对人的解释只能反证其自身的贫乏。我说过，当他们自认为口含天宪的时候，别人看到的却是沐猴而冠。扯出虎皮当大旗，呼啦啦抖落一层蛆，继而又欣欣然大快朵颐，如此这般地犯贱，确实把老赵气得三尸肉跳，至少有那么几天，早上起来眼睛都是花的。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但是我错了，因为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老了，这时候我才相信，原来一夜白头是可能发生的。无可否认，那是我生命中最不幸的时光，整整十八个月啊，我的世界风雨大作雷电交加，我感觉自己就像休谟眼中的卢梭，不仅被扒光了衣服，还被剥掉了皮肤，更被人轰到烈日和暴雨下。

 
       “他心中一切都动摇了，对父母的尊敬，对人生的信心，希望爱人家，同时也受到人家的爱那天真的需要，盲目而绝对的道德信仰，一股脑儿都给推翻了。这是天翻地覆的总崩溃，他给暴力压倒了，既没法自卫也没法躲闪。”（《约翰·克利斯朵夫》）——当我在罗曼·罗兰的笔下读到这段话时，立马痛哭失声。卡莱尔说过，真诚永远是英雄的特质，如此看来，我也有成为英雄的可能，但是，迄今为止，真诚带给我的，大多是难以治愈的伤痛。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很多事情，越想越睡不着。我搞不懂的就是，有些人为什么会如此的卑劣，难道真如基督教所强调的，像我这样的人肯定上天堂，而有些人铁定下地狱？以至我神经错乱的时候，还真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偏偏又有一个自称信教的瑶族姑娘冒出来说，我一定是被神拣选的孩子，于是乎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地满足，愈发坚定了进窄门走天路的决心。赫尔岑在他的《往事与随想》当中有一段话——“过去的生活已彻底摧毁，那时候我风华正茂，我过去的生活给了我未来发展以保证，我怀着孟浪的自信和对生活的高傲信任，勇敢地离开了你们。”就这样，我到了成都。

 爱没了，我就逃了。活到36岁，我终于对自己承认，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而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自己，所以，今后要对自己好一点。我再也不会对自己刻薄了，让所有的指控都见鬼去吧。淑燕后来说，“我真的很怀疑你是否还能重建一个地方？”可无论如何，重建都是必要的，我必须对自己负责啊。2011年的国庆长假，我经深圳跑到粤北的大山里，对淑燕讲述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地述说那段历史。就在那个万家灯火的夜晚，在那个由竹竿搭建的饭店里，我吃完了一整条清蒸鱼，也说完了那个苍凉的故事。而当我下山的时候，竟然听到了久违的童安格的歌声，那一刻，我流泪了……。圣诞节，我经长沙飞到上海，见到了文博，六年了，他说他老了，可我还年轻；我告诉他，我永远年轻……

 鲁迅公园，是我那次上海之行的第一站，我用这种方式表达一个后生晚辈对先生的敬意。文博陪着我给先生鞠躬，而后又走到山阴路上先生最后的故居去看了。当我走在淮海路上的时候，我不屑一顾地让中共一大会址迅速消失在我脑后，于我而言，这固然是一个姿态，但绝对是高行健式的姿态。我忘不了我亲爱的祖父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感叹着“还是一党专政好啊”。然而，他至死都不会明白，革命原本是要打破一切人身依附关系，让每个人得以自由的发展；可他终其一生，都没能让自己的孩子摆脱对于权力的依附，摆脱对他的依附。我努力地跳出这个圈子，结果却是那个家容不下我。而我曾天真地以为，爱，可以包容一切的价值取向，可后来发生的一切，却令我不得不承认，宽容必须固守底线。于是，我离开了长沙，确切地说，是再次离开长沙；我很清楚，这是最终的离去。为了自由，我不介意把自己连根拔起。

 “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整个民族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看看吧，这就是我亲爱的祖父至死都在做的事情。这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这个由特殊材料打造的共产党员，这个让我最终不敢去爱也恨不起来的掌握真理的马克思的信徒，他至死都不会承认，他对他的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过去的很多年，我一直都认为，他只是在捍卫自己的信仰，可后来我懂了，被捍卫的不过是他自己的虚荣、以及贫乏。他总是轻易地无视或否定那些他自己理解不了也无法把握的事物，基于此，他终其一生都维持着由他父亲包办的婚姻，却把爱留在了婚姻之外。我终于知道我的父亲是多么可怜了，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又走上了你父亲的路。

 就让所有的指控都见鬼去吧，我只想做自己，依着自己的本性，凭着自己的感觉，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当秦迈说我不做自己的时候，她不会去反思，她对所谓“自己”的理解是多么狭隘。尤其可笑的是，她竟然像共产党灌输马列主义一样对我推销她的佛学，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不会意识到，她就像莫里哀笔下那个学医的年轻人，甭管什么病，都是“先灌肠后放血，然后吃泻药”。在我眼里，这绝不仅仅是可笑，我终于知道原来任何理论都可以被卑劣的工具理性所掌控了，我承认，我低下的智商还做不到可以让自己时刻准备着，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感谢北师大的张柠教授，感谢《改革内参》的沈阳老师，感谢负笈北美的蔚林兄，更感谢平安回国的胡蝶。感谢他们对我的肯定和帮助，当我穿越重重迷雾之后，我，依然是我自己。谢谢朋友们，谢谢你们。

生命运动不只是通过截然相反的、大的对立才发生，它也通过蜕变来突破，生命本身则始终可见。
                                                         ——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

 沈阳老师批评我说，道德是没用的，对政治家尤其没用，在推动这个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上帝的律法。当然，对于沈阳老师——这位比我年轻得多的政法学者，我一直都抱有极其真诚的尊重，每次和他聊天，我都会恭恭敬敬地称他为沈老师，而且从他那里，我也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师友间的情谊并不能也没必要导向双方在表述上追求一致，虽然在理论水平上，沈阳老师高出我可不是一个档次，但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乐意坚持自己的习惯。其实沈阳老师提出的问题，我并非没有感觉到，只是双方的所指在我看来大体是一回事。另外，就现实状况而论，我觉得援用“道德”这个中文概念会比较合适，也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在这个绝大多数人都尚未归正的国家，一味地强调上帝的律法，能否起到积极的作用，我对此存疑。再则，虽然“上面”也有个别肉食者高唱民主自由的赞歌，但没人能够否认，围绕在他身边的不过是一群像希思克利夫一样，在奔向地狱的征程中永不回头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总觉得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想当年，诺克斯带着他的加尔文教义来到苏格兰，对玛丽女王宣讲上帝的律法，并且郑重其事地对她说，自己也是一个和女王一样对国家负有责任的人，可结果呢，女王鄙夷不屑地提醒他，“在这个国家，你以为自己是谁？”（凯利《自由的崛起》）因此，苏格兰最终接受改革宗，不得不把这个信奉天主教的女王赶走，而后来也拜托伊丽莎白·都铎的私心，干脆将玛丽·斯图亚特杀了完事，从根本上斩断吉斯家族伸向英国的黑手，从此一了百了。——斗争就是这样残酷。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到处都竖立着绞刑架和火刑柱，却没有人自焚。和英格兰比起来，苏格兰人很穷，可他们不会下跪。

当然，希思克利夫并非暴死，因为林敦的宽容或者软弱，这个被老欧肖从外面捡回来的吉卜赛人的弃儿，总算是得了善终。当他推开窗子发出最后一声长啸之后，在恶魔身边长大且从未受过教育的哈里顿终于可以开始全新的生活。但是，自由是一种心境，爱也是需要学习的，哈里顿能否做一个自尊自律的人，并且承担起两个庄园的责任，绝不是《呼啸山庄》的作者所能把握的。另外，小凯瑟琳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将她和这个表弟的爱情进行到底？而一旦失去小凯瑟琳的爱情，哈里顿是否又会变得像他父亲一样？这都很难说。因此，张爱玲将《呼啸山庄》改编成剧本《魂归离恨天》的时候，就以其惯常的刻薄，将那条光明的尾巴“剁”掉了。未来怎么样，只能取决于哈里顿是否拥有被拣选的资格，而这也就意味着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来面对未来所有的不确定。因此——让我们相信上帝，努力做个好人吧，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弥娜的背叛没有将他打垮，洛莎的荒淫也不会诱使其陷入永久的麻木。我们必须认识到，“倘使活着不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误，克服我们的偏见，扩大我们的思想和心胸，那么活着又有什么用？”（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指望着别人来帮自己设计人生吗？那不过是一个奴隶的念想罢了，而奴隶是没有资格跟主人讨价还价的。

长远地看，唯物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戕害无比惨痛，其深远的影响，绝非未来一两代人所能肃清。作为西方文明中最卑贱的成分，却得以在二十世纪席卷整个神州大地，这其实是人性劣质在适当条件下的一次总爆发，而实际宣告的却是所谓中华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衰亡，就象过去的苏美尔、古埃及、亚述和波斯一样，它们的“领地”最终要被新的外来文明所覆盖。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不过是表面的波纹，潜藏涌动的暗流依然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客观地说，我反对将马克思妖魔化，无论他的理论多么偏颇，他的信徒又表现得多么极端，在整个西方文明的框架内，所谓马克思主义依然从属于这个文明本身的自我校正机制，只是在中国这个人们极度缺乏精神追求的东方古国，竟然没有任何力量能与之抗衡，这才成就了唯物主义的暂时胜利。别尔嘉耶夫以一个哲学家的冷静，不无悲哀地说道，“世界转向浅层时，可能需要经过唯物主义，精神的运动则被挤到一旁。”（《自我认识》）至今为止，中国人的行为依然环绕着血缘和利益而展开，却没有任何精神力量引领国人的心性，以至整个中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庄园，而极具中国特色的“求神拜佛”也不过体现出肤浅的工具理性。人，居然可以将神玩弄于股掌，似乎也能以此佐证中国人的伟大。但伟大如果能够如此定义的话，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也可以是伟大的，因为他仅仅靠着煽动人心的贪婪，就开创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布克哈特说，“伟大始于何处？始于对一项事业的献身，无论他是什么，始于个人空虚的彻底消除”；“伟大乃是，某种精神和某种意志的结合”（《历史讲稿》），毫无疑问，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所谓“道德的自我完善”，曾经被中共的理论家们批判为托尔斯泰主义，但是，所有读过托翁原著的人都应该看到，托尔斯泰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天堂要容易”，而这也正是他最终离家出走、病死在外的根本原因。然而，就像《复活》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一样，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荒淫糜烂的花花公子，只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福音渗入他们的灵魂，他们才得以“复活”。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就叫浪子回头重新做人。《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作为一个私生子，因为无意间受到共济主义的感召，才让他获得的遗产具备了全新的含义。无可否认，没有精神上的转变，任何“客观环境”的变化都是没用的。此一论断，不管对穷人还是富人，都同样有效。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那些单纯强调制度建设的学者，所有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有识之士及有志之士，都必须意识到，任何人，如果不懂得为自己承担责任，理性规范自身的行为，却将所有的罪责推诿给国家、政府和制度，那么，即使有一天，“防火墙”被推倒了，“自由”的中国依然只是流氓和戏子的乐园，而极权主义的魔爪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当务之急是教育，是尽量培养民众接受有关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的观念，让他们在面对罪恶时能够听从良心的呐喊。而如果体制内的教育无法满足这个要求，我们就必须通过其他途径来寻求突破，对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和真诚的感召。只有人心得到净化，灵魂获得提升，自由的光芒才能照耀这片苦难的大地。唯其如此，未来中国的转型才能平稳地“着陆”，而神的国也才能真正降临。这是我的立场，也是我的理想。谢谢。

推动他们前进的哲学产生于人类感情的实际需要，那些由抽象思考形成的、与人类饥渴的灵魂无关的哲学自始至终是无用的和学究气的。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 

我奶奶是个文盲，认不了几个字，可当年却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去过韶山。据我爷爷说，那项荣誉只是组织上看他的面子，没啥好提的，但奶奶却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反倒经常念叨着，偶尔还跟爷爷顶几句嘴，以告慰自己那难得满足一回的虚荣心。对此，爷爷倒是很豁达，仅只笑笑而已。

 很多年前的一天，当我对他们谈起一个朋友的家世时，奶奶说了一句话，“那是书香人家”，轮到爷爷开口，我听到的却是，“他们出身不好”。现在想起来，在我奶奶那种脱胎于“万恶的旧社会”，却尚未遭“思想改造”所绞杀的底层平民心中，依然残存着对于文化和传统秩序的尊重，但在我爷爷那里，就只剩下政治正确这一条标准了。

 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因为我爷爷是私塾出身，入伍之前还在老家当过小学老师，也算是读过一些书的人。然而，面对这拥有不同身份的人群，除了当权者划分的三六九等，他居然没有自己的判断？无论如何，在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个问题都困扰着我。当然，他始终不知道我的困惑，而我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于他而言是不存在的。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少年时代，曾经受教的几个老师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在成年之后，也读过一大堆马恩列斯的著作。奶奶告诉我，爷爷在入伍之前，就曾多次提醒自己那个当盐贩子的父亲，一定要少置地，因为土地会重新分配的。而事实上，在后来的土改中，我的老爷爷也只是划了个“上中农”，不仅“保住”了家业，还逃过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就为这，他一直感激这个儿子。在我六岁那年，他还来湖南住过一段时间，我一直记得爷爷奶奶一口一个“爹”，端茶喂饭，精心备至。可后来他说一定要死在家里，到底还是拒绝了爷爷奶奶恳切的挽留，回了山东，两个月后，老家的祖坟山上多了一堆新土。

 因为我爷爷的先见之明，我相信他绝不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就像当时很多跟他类似，生活在社会底层、且读过一点书的小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延安，对于毛主席，以及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寄予了无穷无尽的幻想。至今为止，他依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相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对于国内此起彼伏的要求政改的呼声，以及一党专政显而易见的弊端，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个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必须经历的，而等到扩张的资本冲破一切人为的桎梏之后，共产主义的春天就降临了。

 毋庸讳言，在这样一个红色家庭中长大，我也曾自认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且在20岁之前，就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几本书粗略地翻阅过，那个时候的我，也曾自以为看到了真理。然而，命运之神总要在我们不经意间昭示他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并引导着我们在穿越重重迷雾之后，将目光透过自身的存在转向自己的灵魂。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审视自己的家庭，以及那自以为是的信仰。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好像从来没有谁真正指导过我该如何去做一个“人”。从小到大，我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永远都是亦真亦幻的“宏大叙事”。作为一个信奉历史唯物论的共产党员，他相信自己认清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由必然向着自由的跨越。他对社会人生没有任何疑问，永远心平气和，宠辱不惊；他的生活很有节制，绝不吸烟，少量饮酒，不仅早睡早起，坚持运动，而且从不失眠。我奶奶就说过，“你爷爷这人不管发生什么事，躺下就能睡着”。可是，天可怜见我奶奶，记忆中的她，似乎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他当了半辈子的领导干部，在我们当地拥有良好的声望。前段时间和一个同学小聚，她还告诉我，她的父亲总说，我爷爷是个好人。这个我是绝对相信的，因为我知道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实帮助过很多不相干的人，甚至还包括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下放知青。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处理小儿子的婚姻问题时，铁面无情地拒绝一个“右派”家庭。当然，他也不会想到，20年后，一个与之类似的家庭也拒绝了我。

 绝非夸张地说，像我爷爷这样的“老同志”，他们在子女教育上一般都做得很失败。就我看到的一些老干部家庭，他们的子女大多庸庸碌碌。父亲在位时，固然风光无限，可一旦失去权力的庇佑，也就泯然众人矣，而在很多方面，他们甚至还不如那些普通平民家庭的孩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终将取代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但是，掌握权力之后呢？或者说，权力应当如何来运用？马克思没有回答。事实上，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终走向失败，与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始终无力解答这个问题息息相关。从伦理学的角度去看，权力与责任应当是共生共荣的。依照基督神学的解释，责任是凡人与上帝的约定，在实践中表现为自律；然而，当“上帝死了”之后，责任将无可避免的诉诸于他律。可是，这个“他”将如何履行监督的职能，或者说，“他”的行动的界限又在哪里？肤浅的政治哲学无法解决这个悖论，一味地求助于他律的结果，就是空前但很难说是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柏拉图说过，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只能是神而不是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一个个的都出去了。

 无可否认，像我爷爷这种老一辈的、学堂出身的共产党人，骨子里依然渗透着“礼义廉耻”，自律对他们来说，似乎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当“孔老二”被彻底打倒之后，依据什么标准来指导并衡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显得极为迫切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唯物论没能提供区分善恶的伦理学，也没有判断是非的法哲学，而在唯物主义摧枯拉朽般的扫荡之下，由此造成的道德真空最终依靠达尔文主义来填补，社会生活就只剩下生存竞争与弱肉强食。因此，当代中国并不存在所谓道德沦丧的问题，而是我们身处一个道德真空的问题。如果有人认为，当代中国的一切乱象都是由制度造成的，那么很抱歉，我实在不敢苟同。因为制度始终需要靠人来操作，没有道德上的自律，任何制度都会沦为政客攫取利益的手段，所谓“民主”不过是一个幻象罢了。

 坦率地说，一个人的地位应该是和他的品质相称的，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言，“荣誉的殿堂应当坐落在卓越性的基础之上”（《法国革命论》）。笨蛋闯进一个连天使都不敢落脚的地方，只可能将其折腾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没有与之相称的品质，却享受着不同常人的待遇，结果不外乎李启铭之类的悲剧，或者毛新宇之类的喜剧，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属于最大多数人的最憋屈最无奈的正剧。像我爷爷这一类人，他们的动机是理想主义的，个体的行为又受到传统道德的约束，但是，他们是被圈养的，他们的生活不是真实的，经验也不是完整的；而后来的后继者们，除了机会主义和丛林法则之外，就不抱有任何被人类的良心所认可的原则了。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文化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人的生活只是简单的衣食住行，而社会的运转也不过是基于经济利益的所谓阶级斗争，因此，他们才不假思索地拒绝文化，甚至毫不留情地毁灭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认为他们一开始就是为了愚弄人民，我相信他们的初衷还是很单纯的。然而，文化的功效就在于，她不仅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同时也为人类的行为建立规范和制定标准。正是因为文化的参与，人类社会才没有沦落为动物庄园。因此，唯物主义者对人的解释，只能反证其自身的贫乏。当他们自认为口含天宪的时候，别人看到的却是沐猴而冠，实在是滑稽得很。

 最后，多说一句，非常感谢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朋友，谢谢她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充当过一个十分重要的引路人的角色。我曾对她说，因为有了她，我才能克服狭隘的自我，并最终走向更高的层面去完成世界观的重整，从而使我在内心深处，拥有一个完整的中国。

 

《忙里偷闲瞎扯蛋》这篇七拼八凑的文字在本博及一些论坛刊出后，有论者称，赵政在为民主设前提，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此人若不是处心积虑地为专制政权背书，那就一定是个文化性或逻辑性脑残。对于这样的指控，应该说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其实我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思想有着比较保守的一面，除了个性方面的原因之外，我必须老实承认，有一个老派的英国绅士给了我很大的影响，那就是《法国革命论》的作者——埃德蒙·伯克。经常看我文章的朋友应当了解，这个人我是多次提到的，而我之所以欣赏这位先生，是因为他一再强调的“审慎”，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诸多有志于改变现状的朋友们所缺乏的一个必要的态度。这些人，激进也好，乐观也罢，往往都是因为他们仅仅触及到——如埃德蒙·伯克所言——历史的表象或外壳，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制度、法律等外在的形式，却忽略了决定一切历史和现实的、人之为人的根本，也就是人性。人性是什么？人性是贪婪、是傲慢、是狂妄、是虚伪，是一切无边的欲望和无尽的恐慌，用康德的话来说，那就是“根本的恶”。正是这些我们自己无法驾驭的因素，才给这个世界造成了连绵不绝的苦难，所谓强权和暴力不过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在适当条件下的自然流露罢了。伯克认为，“恶是有一点创新精神的，当你还在议论它的形态时，它那形态早就成为过去了。同一个祸害本身会采取新的形体。精神是在轮回的，但它远不是由于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原则”（《法国革命论》），而是会在一个新的躯体中获得新生。每一个人或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的影响和引导下成长起来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人总归是环境的产物，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决定他们行为的不过是记忆和习惯，或者，如荣格指出的——集体无意识，这是任何外在的、或人为设置的樊篱都无法束缚的力量，更不是简单的制度所能改变的，因此，这个世界才有了宗教和道德。我们的前人早就意识到，对于我们人类而言，最困难的事情并不是征服和改造“客观”的世界，而是驾驭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能驾驭自己，那就“请”神来驾驭，让神来帮助我们疏导和净化自己的心灵。只有有效地驾驭自身成为现实，管理自己的生活才是可能的，而民主政治的实质恰恰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托克维尔说，“如果一个自己作主的民族不服从上帝，它能做出什么呢？”（《论美国的民主》） 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需看看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社区就知道了，在那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东方犹太人”。

 

犹太人自称为“上帝的选民”，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犹大出卖耶稣是基于耶稣本人的授意，自打《犹大福音》出土之后，则更加证实了这个传说。然而，不管犹太人如何标榜自己，都无法改变基督徒对于他们的态度。针对这个事实，仅仅求助于《圣经》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自从约翰·加尔文以来，责任意识早已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也是现代宪政民主的基石，所谓民主政府其实质即为责任政府，而公民的选举权与其说是人们满足自身诉求的手段，倒不妨说是公民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履行责任的手段。如果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责任意识，对公共生活缺乏热情，对于看似与己无关的问题袖手旁观，那么民主制度就只能是一个一推即倒的空架子，在看似民主的表象背后，只有处心积虑的政客和自私冷漠的群氓，共同引领着整个国家在混乱和停滞之间不停的摇摆。因此，对于那些早已建立起民主制度而且发展得非常完善的国家而言，最大的敌人并不在国门之外，而恰恰是国内那些最不愿承担责任的国民，这和劣币驱逐良币是一个道理，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而犹太人为西方社会所诟病，正是因为他们缺乏责任感。至今为止，犹太人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家，都延续其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内部抱成团，对公共事务不闻不问；敛财有方，却永远拒绝回馈社会。他们在华尔街玩空手道，又占领好莱坞扮祥林嫂。二战结束这么多年，他们依然强调自己是被迫害的弱者，对于那些曾经加害于他们的人却鲜有宽容的姿态，至于针对巴勒斯坦的行动，就更让世人无话可说。作为犹太人中少有的一个敢于自我审视的人，阿伦特认为，“两千年来避开了一切政治行动，结果是犹太民族的政治历史比其他民族更依赖于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因此犹太人踌躇于不同的角色之间，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反犹主义》）。请注意，阿伦特的此一论断隐含着伦理学上的一条原则，那就是，责任和权力永远是相称的，也就是说，没有权力的国民不会对国家承担责任。但是，拥有了权力之后呢？以色列早已建国，而西方社会在政治上早已不排斥犹太人，可他们的表现依然令人感到遗憾。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像中国人一样，依靠血缘和家族纽带保持紧密的联系，依靠这种最强有力、最顽固的堡垒，近乎神经质一般抗拒着外界的“威胁”。这个事实，算不算对于上述那条原则的反讽呢？因此，强调权力对于责任的决定性，不仅毫无意义，反倒有推卸责任之嫌，还是于事无补。

 

必须承认，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抱着极大的热情去参与公共生活的实践，似乎只是一小撮人的专利，客观地说，这种特性不属于群众。人，如果任其像地球上其他生物那样自然生长，而不施加某种外部的力量，是不会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的。事实上，自然神论者所津津乐道的自然状态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倒是霍布斯强调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至今没有止息。所幸，人是一种精神存在，是一种可能性，或者，用尼采的话来说，人是一座桥梁，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各种足以协调和引导自身的力量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但幸福从来就不是可以像妈妈给孩子喂奶那样，从别人那里得到，而要靠自己去争取。既然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那就必须掌握社会生活中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各项规范，而这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的理由。早期拓殖北美的新教徒们通过办学去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托克维尔也强调过，美国人总是把公共生活的习惯带回到私人生活当中，这其中昭示的都是社会精英对于普罗大众的示范效应，以及精英阶层的担当意识。毋庸讳言的是，敢为人先从来都是社会精英的责任，替上帝托管，又回馈社会，作为一种信念，是虔诚的新教徒们时刻谨记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精英阶层的身先士卒，要么沉默、要么愤怒的人民群众会把社会引向何方，这样的教训，我们不是没有体验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并非没有意识到，相信个性的自我指引，对人性抱以极大的乐观，正是自由主义理论的软肋，但是，唯其如此，我们方可相信，每一个人都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才是可能的。而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我们就必须为每一个人的天性创造适合其生长的条件，引导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又通过学习去实践，在主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去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以此影响更多的人。只有大多数人都学会了为自己也为社会承担，所谓“天赋人权”即使不是水到渠成，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应该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同“天赋人权”这个中文概念，事实上，权利从来就不是天赋的，而要靠自己去争取，为自己争取权利，在我看来，恰恰是一个理性的人理应为自己承担的责任。只有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勇于实践，让自己的权利以及为社会承担的义务变得真实而充满活力，所谓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是自然而然的。到那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中国公民，我们的政府会保护我”。——就像美国人那样。